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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法律】國內第三方輔助生殖法律相關問題匯總

試小寶 2021-11-2 17:15 試管之家 查看: 196 評論: 0

摘要:   第三方輔助生殖在中國要承擔何種責任?  根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中第三條的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為目的,并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 ...
  第三方輔助生殖在中國要承擔何種責任?

  根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中第三條的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為目的,并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第三方輔助生殖技術?!睆姆缮蟻碚f,第三方輔助生殖在中國是被明令禁止的。

  但是立法僅僅屬于行政性規章制度,只能在行政法內對組織、操作第三方輔助生殖行為的醫療機構進行沒收違法所得、吊銷機構或者醫生執照等行政處罰,如果造成了嚴重后果,那么才有可能對機構、醫師處以“非法行醫罪”。

  對于購買受孕卵子、進行第三方輔助生殖的當事人,目前是沒有行政、刑法上的規制方法的,只能依靠民法上“父母子女關系”來要求承擔子女撫養責任。




  現有立法下“第三方輔助生殖”相關法律問題有哪些?

  從民法角度分析第三方輔助生殖,主要在于父母子女關系的問題上:第三方輔助生殖出來的子女到底屬于誰的孩子?第三方輔助生殖出來的孩子不想養了怎么辦?

  從目前僅有的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對于第三方輔助生殖造成的糾紛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孕母分娩后不愿意將孩子交給委托第三方輔助生殖的夫妻。

  一般來說,在進行第三方輔助生殖前,孕母與夫妻之間需要簽署《第三方輔助生殖協議》,里面將明確顯示孕母需要在孩子分娩后放棄孩子,以此獲得“酬勞”。但在中國,“第三方輔助生殖”屬于被禁止的范疇,這不是一種能夠進行的“合法交易”,所以《第三方輔助生殖協議》屬于無效的協議,雙方沒有必要按照協議繼續履行,孕母與夫妻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是不受法律保護和規制的。

  并且在司法上,法院其實更傾向于保護實際上懷胎十月的女性的權益,這也就導致了孕母一旦反悔,孩子又由孕母在進行事實上的撫養照顧,委托第三方輔助生殖的夫妻其實很難再要回孩子,并且男方還需要支付孩子的撫養費。

  在這種狀況下,你會發現,權益最受影響的其實是委托第三方輔助生殖的夫妻中的“妻”,即使她提供了卵子。

  二、委托第三方輔助生殖的夫妻離婚,在孩子的撫養權問題上產生糾紛。

  在第三方輔助生殖中基于各種原因,委托第三方輔助生殖一方的夫妻可以選擇是否提供卵子。但在離婚時,如果妻子一方沒有提供卵子,那么在爭奪孩子撫養權時,男方可能會就孩子屬于第三方輔助生殖而來,與女方沒有實際血緣關系進行舉證,在這種情況下,女方就可能會喪失爭奪孩子撫養權的基礎,畢竟她不是孩子的“母親”。

  另一方面,法院在撫養權的判決上,某種程度上是保護女性的,畢竟子女都是母親十月懷胎生下來的,并且分娩勢必會對女性的身體造成一定的損害,我們在一般的離婚案件中,也經常會提交女性在懷孕生產過程中的各種體檢記錄、孕期報告,來證明母親對孩子的付出。但是在第三方輔助生殖案件里,即使妻子提供了卵子,由于孩子屬于第三方輔助生殖而來,女方沒有對孩子更多的付出,從而導致離婚訴訟中女方會喪失這部分優勢。

  三、第三方輔助生殖中委托方的夫死亡,孩子的爺爺奶奶、母親之間對子女的監護權產生糾紛。

  對于“全國首例第三方輔助生殖子女監護權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7日作出的二審判決對一審判決予以撤銷,同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底公布一審判決時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巨大反響一樣,二審判決的公布亦在全國范圍內掀起巨大波瀾。

  本案原告張爺爺、李奶奶是第三方輔助生殖所生張孫子和張孫女的祖父母,被告王媽媽是張孫子和張孫女的“撫養母親”(在生育兩名孩子的受精卵中,僅精子是由其丈夫張爸爸提供,卵子則是購買于她人)。在張孫子和張孫女的生父張爸爸因病去世后,其祖父母基于王媽媽既非兩名孩子的生物學母親,與孩子之間也沒有收養關系,且第三方輔助生殖行為非法而兩名孩子的生母不明為由,提出作為張孫子與張孫女監護人的申請,從而引發與被告王媽媽爭奪監護權的糾紛。

  本案一審判決基于“第三方輔助生殖”非法,且王媽媽與兩個孩子之間也沒有形成事實上的收養、繼子女關系,判決孩子的監護權歸兩位老人。二審法院經審理后改判,將兩個孩子的監護權改到了王媽媽名下。

  在這里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法院自始至終討論的都是孩子的“監護權”而非“撫養權”,因為撫養權一般要求是在孩子生物學、遺傳學的父母中討論,本案中的王媽媽既沒有提供卵子,又不是孩子的生身母親,所以她最多能爭取的就是孩子的“監護權”。

  案件辦理過程中,王媽媽曾提出自己與孩子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收養關系”,一審、二審法院都否定了這種說法,因為一旦承認了這種“收養關系”,那么就相當于變相的承認“第三方輔助生殖”合法,并且法律能夠保護依照“第三方輔助生殖”而產生的父母子女關系。

  最后,二審法院是依照王媽媽與兩個孩子之間形成了存在“事實撫養關系”的“繼子女關系”,并且張爺爺張奶奶年事已高不適宜照顧孩子,認定王媽媽為兩個孩子的監護權人,雖然本案最終從“保護孩子,維護孩子生活環境的穩定性”的角度做出了選擇,但是這一判決在法律層面仍然存在爭議點。

  四、第三方輔助生殖的孩子被棄養,誰該負責?

  前三個問題都是各方在爭奪孩子的撫養權、監護權,但是現實中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各方都不愿意照顧孩子,如何進行處理呢?

  依照目前的分析,一般來說法律本身還是不保護基于《第三方輔助生殖協議》所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不能依照《第三方輔助生殖協議》強制性要求孕母以及夫妻雙方承擔孩子的撫養義務。那么從法律本身而言,還是傾向于承認孕母與孩子父親屬于孩子真正意義上的“父母”,這是承擔撫養義務的主體。但同時,基于“未成年人權益最大化”考慮,如果找不到孕母或者孕母很難負擔撫養義務,筆者認為委托第三方輔助生殖的夫妻雙方都應當承擔孩子的撫養義務,不能推辭。

  五、在境外進行第三方輔助生殖,能否在國內進行管轄和處理?

  境外第三方輔助生殖問題,涉及到國籍、第三方輔助生殖合法性、第三方輔助生殖協議認定等多重法律關系。

  目前來說,在境外第三方輔助生殖,比如美國,由于孩子一出生就具有美國國籍,第三方輔助生殖行為、第三方輔助生殖協議都在美國發生,原則上國內可以依照美國更方便管轄的原因不進行處理。

  即使真的在國內進行訴訟,國內法院也不可能承認第三方輔助生殖行為本身的合法性、第三方輔助生殖協議的有效性,最多是因為父母屬于中國國籍且在中國定居,對孩子的撫養權進行處理。

  針對以上五個問題的分析,我們會發現,國內對于第三方輔助生殖行為基本處于“不保護”的狀態,所以第三方輔助生殖導致的一系列問題都處于模糊狀態。這就意味著第三方輔助生殖在國內面臨的風險非常大,尤其是第三方輔助生殖關系中的女性權利很難受到保障,所以對于第三方輔助生殖,無論女性處于什么位置,基于什么原因考慮第三方輔助生殖,都要說“不”。





  第三方輔助生殖是否應合法化?

  針對第三方輔助生殖問題,目前國內主要有兩種觀念,即第三方輔助生殖合法化、第三方輔助生殖不合法化。

  支持合法化,主要在于目前第三方輔助生殖市場很難完全取締,并且境外第三方輔助生殖國內也沒有辦法禁止,所以基于“第三方輔助生殖不會消失”的觀點,一些人考慮將第三方輔助生殖合法化,把第三方輔助生殖的所有流程置于國家法律的監控下,并且將孕母、委托第三方輔助生殖的夫妻、第三方輔助生殖機構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劃分清楚,從而規范“市場”。

  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筆者認為即使合法化了,依然無法處理“市場”混亂的問題,因為造成第三方輔助生殖“市場”混亂的根本原因是“第三方輔助生殖”本身就不應該成為市場化的一員,第三方輔助生殖不應該是一種能夠進行買賣、出租的行為。

  “孕”是父母雙方共同養育孩子的過程,第三方輔助生殖真正沖擊的是現有的夫妻關系、倫理綱常,是顛覆性的行為,它徹底改變了“傳承”所帶來的效應,沒有經過十月懷胎和分娩,夫妻之間真的會對孩子產生真正意義上的“親子父母感情”嗎?那么相應的建立在“親子父母關系”上的各種法律制度如何調整呢?

  如果一對夫妻真的想要自己的孩子,國家已經提供了收養的渠道,為何一定要選擇“第三方輔助生殖”,不就是一些夫妻既想享受“血緣”帶來的好處,卻不愿意承擔“血緣”產生的過程嗎?

  并且,正如上文所說,“第三方輔助生殖”不應該成為一種工作,女性的身體如果成為一種產品,那么女性的權利必將倒退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

  所以說,筆者堅決反對第三方輔助生殖合法化,同時,法律應該對現有的第三方輔助生殖情況進行進一步規制,對于委托第三方輔助生殖的一方也要給予相應的行政甚至刑法處罰。




  第三方輔助生殖協議受法律保護嗎,法律是如何規定的?

  第三方輔助生殖協議(第三方輔助生殖合同),即為第三方輔助生殖方與求孕方約定在第三方輔助生殖中雙方權利義務的有償合同。目前我國法律沒有對第三方輔助生殖合同作出明確規定,但衛生部于2001年頒布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禁止實行第三方輔助生殖技術,只允許采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通過妻子的子宮進行懷孕。雖然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第三方輔助生殖協議明確無效,并且衛生部的規定屬于部門規章制度適用范圍有限并且法院在審理案件過中部門規章只有參考作用,并不能作為認定第三方輔助生殖協議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據。

  盡管如此,既然第三方輔助生殖協議系合同法范疇,那應當遵循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理論。在合同法上有個基本原則即公序良俗原則,該原則認為在訂立合同、履行合同等協議行為必須遵循公共秩序、社會風俗和一個道德體制。從第三方輔助生殖合同的本質來看,是將第三方輔助生殖方的子宮作為、“物”來出租使用,將孩子作為商品交易的對象。以上兩方面均反映出第三方輔助生殖合同有違公序良俗、社會公德的一面,與合同法的基本原則相違背,應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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